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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对传统中国画史有着鲜明的个人见解:其一是极为推崇花鸟画,尤重徐渭和任颐;其二是认为中国画兴盛在唐宋时期,“八股山水”首创于元代,最恶董其昌和“四王”;其三是排斥《芥子园画谱》。徐悲鸿为何会产生这些论断?就让我们通过其画学思想,共同思考当下美术教育中的传统问题。清康熙十八年()的《芥子园画谱》系统介绍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画法与流派,图文并茂,十分有利于初学者摹习古法,进而掌握前人的经验与笔墨图式。其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堪称中国绘画史上最为重要的教科书之一。由于受到写实观念的影响,徐悲鸿一生对之批判极多,而且措辞十分尖锐,更是将其根源追溯到了董其昌,认为“中国艺术史,极少划时代之运动”,“顾董其昌借其名位,复是大收藏家,于是建立一种风气,乃画家可不解观察造物,却不可不识作家作风与派别,否则便成鄙陋。此则不仅以声望、地位傲人,兼以富厚自骄,恶劣极矣。于是遂有‘四王’,遂有投机事业之《芥子园画谱》”。徐悲鸿的意思是说,中国画脱离写生、追求临古和仿古的“恶习”是始自董其昌,而后“四王”继其衣钵,进而产生了《芥子园画谱》一书。这一逻辑实际上并无合理的学术依据,只能视为徐氏的一家之言。年2月1日的《当代文艺》(第1卷第1期)亦刊载了徐氏的相关言论:“到董其昌时,由于他多才多艺,收藏又丰,成为当时文人画的中坚。但他每幅画都是仿前人,一笔一点,都是仿某某笔。其本意或系谦虚,一面表示师古不敢独创,一面表示不敢掠人之美。不过此风一开,大家都模仿古人,仿佛不摹古就不是高贵的作品,独创性消失净尽。尤其是《芥子园画谱》,害人不浅,要画山水,谱上有山水,要画花鸟,谱上有花鸟,要仿某某笔,它有某某笔的样本,大家都可以依样画葫芦,谁也不要再用自己的观察能力,结果每况愈下,毫无生气了。”这一观点与前文并无二致,只看到《芥子园画谱》的缺点,对《芥子园画谱》的优点熟视无睹,极端情绪可见一斑。他还认为,《芥子园画谱》不仅使作品丧失了生气,更使画家丧失了灵性,“由《芥子园画谱》出身之中国画家,类皆性灵淹没,对于造化之奇、生活态度,俱熟视无睹,惟知抄袭、模仿而杂真艺术日远,不特在文化上汉唐盛业无法追踪,即距元明作家亦每况愈下,驯致画虎不成,即画狗亦不能,惟知抄袭‘四王’以下一派庸俗浮泛木石,号为山水,称为低能并不太过”。在徐悲鸿看来,《芥子园画谱》使得清代以来的绘画每况愈下,而这成为中国传统山水画衰败的根本原因。不论如何批判,其基本立场与思想始终一致,核心即在于提倡写生和写实,反对摹古、临古。在学理方面,徐氏于年4月30日发表于天津《益世报》上的《复兴中国艺术运动》一文留下了激烈的评论:“中国三百年来之艺术家,除任伯年、吴友如外,大抵都是‘苏空头’(按:苏州地区方言,大意指追求虚荣、有名无实),再不自觉,只有死亡!”纵观徐悲鸿一生关于中国传统绘画的认识,虽然常常言辞激烈甚至有失偏颇,但是其理论根基多建立在他自己所亲眼观看到的实物之上,而并非局限于纯文字范畴,更兼其一生从事绘画实践和艺术教育,游历广泛,眼界开阔,对传统绘画有着自己的清晰认识,从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画史观念。在徐悲鸿的画学思想中,肯定唐宋山水,贬低“元四家”、董其昌以及“四王”等人的山水画,以及将传统中国画的衰败归咎于《芥子园画谱》,这些观念无疑是受到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就传统绘画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言,“元四家”、董其昌、“四王”等人的艺术语言实际上是符合传统中国画本身的发展轨迹的。尤其《芥子园画谱》,其在系统化归纳和全面性介绍传统绘画技法方面功不可没,并且至今无可替代,对传统绘画教育的意义非常重大。不过,纵然徐悲鸿的一些看法有失偏颇,其画学观点还是可以引发我们对当下美术教育的某些思考,尤其是在如何“引西润中”、如何坚守传统、如何开展中国画教学等方面。徐悲鸿一生创作颇丰,且中西绘画兼擅。对于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来说,无论徐悲鸿的画学理论还是创作实践,在教学层面都极具借鉴和启发意义。本文节选自《中国美术》年第1期《从画史观看徐悲鸿的画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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