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比被百姓牢记

更盛大的祭奠

哪有比矗立在人民心目中

更高的丰碑

“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洒扫应对进退以礼为先，诚正修齐治平以德为本，共同创造良好的文化研究氛围，我们需要您的参与，我们欢迎您的到来，为了民族复兴昌盛，为了共圆中国梦，来吧我的兄弟姐妹，来吧我的朋友同仁，让我们手拉手、传承接力一起走！

介子精神是儒家文化的渊源之一

田孝士

儒家文化是在春秋时期由孔子及其弟子创立的一种学说，这种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而介子推离世相比于孔子出生早85年，相比于孔子成年及创立儒家学说则至少早多年。构成儒家文化中心思想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介子推身上都得到了充分展现，特别是关于忠、孝、信、廉，在介子推和晋文公的历史往事钩沉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虽然我们不能说介子推是儒家文化渊源的第一人，但是说介子精神较早影响并促进了儒家文化的创立和发展却是明确无疑，也可以这样说，介子精神对儒家文化的创立和发展兴盛既功不可没，又密不可分。

首先说忠。

重耳流亡十九年，介子推一直跟随左右，且有割股奉君的壮举。这就是典型的忠诚，这种忠诚既体现于对公子重耳的追随和拥戴，更体现于对晋国复兴的殷切期望。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说介子推是忠君爱国的典范一点也不为过。但这种忠又不同于以往的忠，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忠应该一开始也不是这样，因为孟子有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这是因为,有了人民,才需要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需要有个“君”。国家是为民众建立的,“君”的位置是为国家而设立的，“忠君”必定爱国，“忠君”也代表爱国，但是如果“君”不能代表国家，则“忠君”就成了盲目的愚忠。但是到后来，儒家的忠就被历代统治者所利用，逐渐向愚忠的方向转变，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觉得介子推的忠绝对不等同于那种被历代统治者宣传的愚忠，他是有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的，也有自己的做人做事的底线和原则。从重耳身上，他看到了晋国复兴的希望，看到了晋国的由乱到治和民生的福祉太平，所以他才无怨无悔跟从重耳十九年。但是一旦他发现自己选择方向是错误的，则毫不犹豫地放弃，甚至选择不合作态度。我觉得这也是早期儒家文化的精华之一。

第二是孝。

介子推是很孝顺的，什么是孝，就是要顺从父母的教诲，即使明知父母不对，也不能当面顶撞，而应该私下里交流。这是一，二是父母在，不远行。之所以介子推跟随重耳十九年，就是因为他要把忠放在孝之前，必须远行，而且用了十九年时间，作为孝子，我相信他内心一直是愧疚不安的。所以到重耳返回晋国后，他选择了离开。除了他所说的那些原因，我觉得这也是他要离开重耳的内在原因之一。换句话说，孝顺的含义就是父母老了，不要让父母再为自己担心，能够生活在父母的视线里，而且能让父母感觉欣慰和放心，我觉得没有比这更现实的孝顺了，这远比给予年迈的父母钱财却不肯付出一点点时间陪伴在父母身边实在得多。我们从介子推和其母亲的对话里，也能看出一些线索。介子推回家后，他母亲就问他，为什么回来呀？为什么不跟别人那样去跟文公争取一些名利呢？介子推就跟母亲说了他那些想法，他母亲很赞成，说，那就选择离开好了，咱们去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你也过一段安稳日子。这样母子就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共同选择了归隐。子推母子最后选择的隐居道路，也是后来的文人士子们心中向往的一个归宿，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在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之后，功成身退隐居江湖。而对于处处碰壁的失意的人们，这种归隐的念头就更强烈些。但对于介子推而言，我觉得他还不存在失意和碰壁，实际上他也应该心知肚明，重耳返回晋国登上大位后，有那样一些“国之重器”（楚成王对赵衰狐偃等一干人的赞誉）的辅助，晋国很快会归于大治。他则有空闲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补偿他离家十九年未尽孝的愧疚。到这个时候，我觉得介子推就又把孝放置在忠的前面。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离开，而没有选择争取加官进爵、争名夺利，应该既是孝的体现，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忠的体现。

第三是信。

介子推当初跟随重耳出奔十九年，实际上就是出于一种信仰，或者信任。他真的别无所求、毫无私心，干干净净、清清白白，这点不像赵衰狐偃等人，虽然是国家之重器，是干才，但每个人都想有一番抱负、有一番作为，或者说未免有一些功利主义思想，出于他们的本意，有既为国家考虑的大盘计划，也有为整个家族扬名立万的小九九。不能说这种想法不好，但总是夹杂有一点家族的、相对狭隘的思想在里面。但介子推不一样，他就是出于一种信仰，一种理念，这一点也应该是历代以来纯粹的士人的一种最高理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所以，他选择离开就是选择离开，而不是那种欲擒故纵、以退为进，比如说像后来三国时期的诸葛亮隐居隆中。所以当晋文公幡然悔悟，亲自请他出山时，他也选择了不再见面。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一场大火燃起，这场大火烧出了晋国的迅速崛起和称雄五霸，也烧出了一个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为什么这样说，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过，重耳返回晋国后，急需以“信”立国。翻开《史记.晋世家》关于晋惠公、也就是重耳同父异母的弟弟夷吾的记载，则是一个完全没有信用、一点不知道知恩图报的人，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大臣里克迎立了晋惠公夷吾，晋惠公也与里克约定过“诚得立，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但是在他登上君位之后，不但没有给予封赏，反而还找个借口杀了他；一个是秦国支持他做了国君，他也与秦国曾约定过“即得入，请以晋河西之地与秦”，但是在他真登上君位之后，不但没有实现诺言，反而在晋国遇到饥荒、秦国无私援助的情况下，在稍后秦国也遇到饥荒的时候，不但不给予援助，反而还乘机进攻秦国。不讲信用的后果是“国人不附”，在与秦国的战争中，晋惠公眼睁睁被秦国军人俘虏，而身边没有一个忠心的战士可以依靠。用介子推的话说是“惠、怀无亲，内外弃之”，因为没有信用，甚至没有后代，在国内和国外都被人抛弃了。介子推说这番话，说明他对这些做了深入的思考，觉得必须把讲信用提高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来对待。所以我们更能理解一旦晋文公即位，讲信用不但是晋文公本人的个人行为，而且成为了治理国家的战略决策。这就需要晋文公时时处处需要以讲信用、知恩图报的形象来教育国人，感化国人。也正因为晋文公需要向全天下昭示自己讲信用和知恩图报的原则，我想才会有文公大封从亡者，因为没有来得及封赏介子推，事后还象征性地封给了他一座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吧！所以，正是因为介子推把“信”提高到一个士人无以复加的精神高度，重耳把“信”提高到治理国家的战略高度，才会导致晋国的迅速崛起和称雄五霸，也才有了数千年薪火相传的清明寒食文化中关于“信”的理念的闪闪发光。再往后也构成了儒家文化中的核心思想之一。

最后说廉。

介子推跟随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帮助重耳成功返回晋国登上大位后，即悄悄隐退，没有半点计较，也没有计划以此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即史书上所谓的“介子推不言禄”。这种清白，不但是人格上的清白，也是物质待遇上的清白，换句话说，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只有付出，不图回报，这也是有关廉的一个很高的境界。廉从字面上理解，其原意为堂屋的侧边：廉隅（棱角，喻品行端方，有气节）。然后引申为廉洁、廉正、廉明。介子推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什么叫廉正。而廉也是构成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

总之，在介子推身上，我们看到了在儒家文化未形成之前，已经有一股浩然正气从他身上产生和氤氲。北宋文学家黄庭坚曾赞叹其“士甘焚死不公侯，满眼蓬蒿共一丘”（宋·黄庭坚《清明》）。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鼓励了中华民族历代以来无数的志士仁人，其实这种伟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实际上早在三百多年前的介子推身上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说介子推是儒家文化的最早体现者和践行者之一并不为过，说介子推精神是儒家文化的渊源之一也不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