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副题“与《一个勺子》小说原作者对谈”

于枭：胡学文老师，你好。刚刚看完电影，好像大家都还沉浸在剧情当中。作为原作者，对电影《一个勺子》整体看法如何？看完影片后和预想的有差距吗？

胡学文：嗯，看过。差距的话，有点儿吧，比如结尾，仓促了些。整体上看，还是不错的。

于枭：据说从小说到电影，还有一个戏剧性的画面——年，在重庆拍摄电视剧《兄弟兄弟》时，闲着没事的陈建斌看了当期的《人民文学》，一个电话打给了朋友：“快去买《奔跑的月光》版权”。你接到版权购买电话，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是第一时间答应还是思考了很久？

胡学文：有影视公司或导演找我谈版权时，我一般问对方拍过什么，我尽量选择和大公司合作，这样拍出的片子能保证质量。有一部小说，用了不到十分钟就谈完了，第二天就把协议签了，是最快的一次。只要合适嘛，也不用考虑太久，《奔跑的月光》也没有多长时间，一个星期吧。最初是陈建斌的朋友联系的我，说想改电影。我觉得还合适，就与对方合作了。签协议时，我才知道是陈建斌。

于枭：您原著里“宋河”或者说电影里的“勺子”这个形象以及他的象征性的意义让人不禁想起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宋河一家人和贝约拉一家人对待勺子或者老人的态度完全相反，两家人的境遇和结局也是截然不同，勺子最后不知所终，老人最后振翅飞走。如果说《巨翅老人》的荒诞性在于反映拉美在世俗化中人性迷失、道德混乱的现实，《奔跑的月光》的荒诞性想要表达的又是什么呢？

胡学文：勺子是西北方言，在小说中，就是傻子，没有地域特色，谁都明白。你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确实，在文学作品中，傻子的形象并不陌生。如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还很多，就不一一再提了。不同的是，在上述作品中，傻子还兼有叙述者的身份，在我的小说中，更多的是一个被动角色，没有选择的权力，没有说话的权力。在和笛安的对话中，我说过傻子具有物的特征。我没有在小说中打开现实的通道，不过是开了半个窗户，傻子就是那半个窗户。现实怎么了？我们怎么了？我没给出答案，也给不出答案，但我们不能无视。所以，我没有明确地要表达什么，我和小说中的宋河一样，也是困惑的。

于枭：《一个勺子》上映之后，很多媒体包括多位影评人都指责《一个勺子》缺乏“怜悯”，然而我们看《奔跑的月光》原著，其实是更为冷峻甚至冷漠，您怎么看待这种批评言论？

胡学文：我也看了一些影评，对《一个勺子》的评价还不错，当然，也有批评的声音，这是免不了的，很正常，说明大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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